解读2013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以生态文明为例，党的十八大将其提升为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九大将其定性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其国家发展重大目标属性非常突出，随着2018年修宪，生态文明被写进宪法，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宪法上确认的国家发展的目标，生态文明制度随之也成为宪法上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刑事法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其学术思潮来看 从1979年至今，中国刑法学研究从去苏俄化到放眼德、日，从六经注我的注释刑法学到我注六经的刑法教义学，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从象征性刑法和积极刑法观对于刑事立法演进的诠释争锋，到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对于刑事法律适用的争道论辩，乃至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对于犯罪构成体系的理论对峙，在推动刑事法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同时，也使刑法学研究愈益陷入片面正确的焦虑。公民个人信息并不专属于公民个人独立控制或管理，而是由公民个人与该信息的合法采集者、储存者、管理者、使用者共享，例如，学校或用人单位对学生或入职人员个人信息的采集管理，健康宝、文明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公民出行路线、活动场所、健康状况等信息的挖掘使用，等等。

例如，知识产权、公民个人信息权，既为民商法等私法调整，又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安全法等行政法保护，从而使行政犯进一步划分为纯正行政犯和不纯正行政犯。上述问题缘何产生？笔者以为，表面上，上述现象既与刑法理论研究重放眼向洋看世界而对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关注不足以致中国问题意识匮乏有关，又与刑事法学教育研究的过度专业化和刑事法律人知识结构的相对单一不无紧密关系，毕竟研究视野的宽度影响着理论研究的深度。[6]更有学者大声疾呼：即便是在风险预防的思想指导下，现代刑法在应对风险社会之时，‘法益的城门也不应被‘安全感轻易地洞开，人权保障的堡垒更不应在法益过度精神化的猛烈攻势之下被轻言舍弃。正是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现行《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做了重大修订，把该罪从狭义的结果犯调整为情节犯，使该罪的成立只要有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即为已足，从而在表明刑事立法的立场已从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转向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的同时，清晰传递出立法者对于污染环境罪这一典型行政犯的立法规制意图，以及对严重污染环境之司法适用的教义学指引，即：现代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仍以个人法益为核心，但个人法益的外延已不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等狭义的传统个人法益范围，而是科学延展至与公民生存和自由发展紧密相关、不可或缺的环境法益——一种集传统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于一体的现代个人法益。正是这种新道德的培育，不仅使人类能够扩展出广泛的秩序，而且不断推动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正是基于此，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使用民事犯和行政犯两个术语[1]，而不再使用传统的自然犯和法定犯两个称谓。行政犯以行政不法性的存在作为其刑事违法性产生的必要，进而形成行刑交叉乃至行民刑交叉案件，产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行刑外部衔接以及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乃至民事诉讼交叉的行（民）刑内部衔接等衔接机制及其证据转化等司法难题。譬如，法国的合宪性审查就包括宪法委员会对部分中央立法的事前型审查。

本文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这同样适用于州法律违反本基本法……的情形。（二）作为事前型审查的功效和局限 王错教授提出，我国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合宪性审查包括3种制度：事先批准制度、事后撤销制度和备案审查制度。如此一来，作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之合宪性审查的制裁措施，不予批准的决定势必难以出现，[56]这就有可能令人产生合宪性审查形同虚设的不良观感。

参见张翔：《宪法案件的筛选机制——我国启动宪法解释的技术障碍的排除》，载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2》，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6]早在1996年，就有学者专门撰文讨论：地方人大是否具有宪法监督权。

[16]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18]所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不仅需要审查报批的地方性法规是否与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还需要审查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尽管政学两界鲜有论及，但综观《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在规范层面证成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它的具体表现即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制度。在这一阶段，社会各界提出的合宪性审查动议有可能通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其他参与机制得以反映。

[29]笔者目前无从得知：《宪法》对于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遗漏是出于何种原因。但应当看到，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本身并非合宪性审查主体，其合宪性控制机制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不与《宪法》相抵触是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获得批准从而得以公布施行的前提。《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其相抵触，但通篇都没有使用合宪性审查或者类似表述，更遑论明文规定合宪性审查主体。

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实现经常性的宪法监督，这种监督是依职权而非依申请开展的。[20]根据《地方组织法》第43条第2款的规定，只有在设区的市人大闭会期间，它的常委会才能制定地方性法规。

[38]［日］大石真：《违宪审查机能的分散与统合》，潘迪、穆文秀译，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一）作为分散式审查的功效和局限 我国目前有23个省和5个自治区，因而，有权针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共计28个。

作者简介：邹奕，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时间顺序来看，它应该处于前端之后、后端之前。从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来看，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制度同时包含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6]但就现行的实定法而言，合宪性审查主体也许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中央层次，原因在于：在审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可能充当合宪性审查主体。[23]由此可见，这种由特定地方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齐抓共管的宪法实施监督模式早已被立法者所考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相关立法的体现。相比之下，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在层次上比较单一，并无后端，至于是否具有前端也需要商榷。

[31]实际上，一些公民和组织已经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就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一定数量的审查建议。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中对宪法含义的必要说明即属此类。

那么，诸如此类的规定是否符合《立法法》的制度安排？根据该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报批且具有合宪性、合法性的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应当予以批准。但遗憾的是，政学两界对此尚未给予充分关注。

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秩序是我国法制统一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倘若合宪性审查能够在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全面推开，社会各界的相关现实需求也可以在更大限度上得到回应和满足。

但是，直接依据宪法规范进行抽象审查存在现实困难，此外，4个月的审查期限偏短。一方面，它有助于预防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产生不合宪的下级立法和行政行为，而且它有助于避免因撤销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而对法律秩序造成较大冲击。包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所有联邦法院均有权依据美国《宪法》进行司法审查。20年以来，鲜有学者就此提出不同的见解。

在此阶段，它们已经由设区的市人大或者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在接受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审查。[16]在具体语义上将其与合宪性审查加以界分并非难事。

所以，相对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宪法》的精神和原意，它对《宪法》的解读更具权威性。但是，日本《宪法》迄今没有修改，前述主张并未实现。

1986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提出：从法制方面进行监督，光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够，要各地人大常委会一齐监督才行。进入专题： 人大常委会 合宪性审查 。

可是，就一般原理和域外实践来看，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基本上处于形影不离、难舍难分的黏合状态。1.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 相对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作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制度明显更受关注。笔者认为，倘若能够将上述审查意见予以公开，至少也可以使社会公众基本了解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进行了合宪性审查。[21]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法制方面的监督并不局限于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也包括对宪法实施的监督。

[7]倘若合宪性审查无须包含实质性的制裁措施，那么，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法》第99条第1~2款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要求或者建议似乎也可以被视为合宪性审查的结果。依据明示其一等于否定其余的法解释规则，[27]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均不享有合宪性审查权。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由此可见，《广东省地方立法条例》第76条以及相关省级地方性法规的类似规定对《立法法》第72条第2款进行了必要补充。

然而，监督宪法的实施乃是《宪法》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41]可见，德国的其他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42]通常均不直接负责审查联邦法和州法是否符合德国《基本法》。